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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国语·周语》记载,周宣王三十九年(公元前789)“料民于太原”。可知西周末年就举办过人口调查工作。秦末刘邦进入关中萧何首先收集秦朝的户籍地图,“所以具知天下塞,户口多少”。说明秦帝国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户口统计簿籍了。可惜秦代以前的人口资料没有保存下来。现存最早的人口统计数字,是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记载西汉平帝元始二年(公元2年)的版籍,以后历代正史地理志、 全国总志、 地方志大多继承了这个传统,保留了人口数字(户数或口数)的记录。

两汉时期 汉代的人口调查皆为户数和口数并列,关中平原人口最集中的是长安附近,密度约达到每平方公里千人,为全国之冠。魏晋南北朝时期东汉末年开始,中国进入了长期分裂和战乱时期,黄河流域屡经兵燹,关中地区经董卓之乱,“长安城中尽空,并皆四散,二三年间关中无复行人”。唐宋元时期唐初贞观年间开始人口直线上升,至天宝年间到达了顶峰。

隋唐两代正处于封建社会上升时期,国力强盛,而隋、唐又都定都关中,使陕西人口迁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。  《资治通鉴》记载,隋文帝开皇九年(589)灭陈,遂将陈后主及其王公百司全部迁于长安。此年三月,“陈叔宝与其王公百司发建康(今江苏南京),诣长安,大小在路,五百里累累不绝。帝命权分长安士民宅以俟之,内外修整,遣使迎劳,陈人至者如归”,从南方迁入长安人数之多可以想见。除陈后主及太子、诸王28人以外,还有陈朝尚书司马消难以下至尚书郎200余人皆被迁于长安。

唐代对人口迁徙有许多明确规定。遵循秦汉以来,“强干弱枝”的传统政策,严格限制京畿人口迁出。据《新唐书·食货志》载,唐政府明确规定:“自畿内徙畿外,自京县徙余县,皆有禁。”“畿内诸州不得乐住畿外,京兆、河南府不得住余州。其京城县不得住余县,有军府州不得住无军府州。”按照这些规定,作为京畿之地的关中地区的人口不得随意迁往外地。据记载,唐太宗曾下诏“雍州录尤少田者,并给复,移之于宽乡”。但移往何处,移出多少人口却不明确,这次迁移人口仅限于“尤少田者”。

武则天改唐为周后,曾从关中等地向洛阳迁移人口。据《唐会要》卷84《移户》载:“天授二年(691)七月二十四日,徙关内雍、同、秦等七州户数十万,以实洛阳。”这次迁移来自7个州,而史籍仅提到雍、同、秦三州,其余4州缺载。隋、唐两代没有像秦、汉那样大规模向关中移民,但隋唐时迁入陕西的人口并不少。迁入的人口主要有各地士族、一般官僚士大夫,沿边各少数民族乃至西域诸国人,全国各地的僧侣、商人等,日本、高丽等外国学者、僧人等。

在唐代,关中地区是旧士族迁入的主要地区。唐长安汇集了许多来自各地的少数民族商人乃至外国商人。安史之乱后,“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,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”。昭武九姓分布于今新疆、中亚一带,史称其“善商贾”,这些昭武九姓商人沿丝绸之路东进,在长安者众多。据《资治通鉴》载,安史之乱后,西域“胡客留长安久者,或四十余年,皆有妻子,买田宅,举质取利,安居不欲归”,贞元三年(787)经检括“凡得四千人”。这些人大多原为西域使者,由于安史之乱后西域道路不通,遂久居长安,成为标准的移民。长安的波斯、大食等外国商人也不少。如长安西市就有波斯商人开设的“波斯邸”(《太平广记》卷16)。西市还有不少胡商(少数民族商人)开设的饭馆、酒馆等,并以胡姬陪酒。李白《少年行》之二云:“落花踏尽游何处,笑入胡姬酒肆中。”